似乎一旦把人口减下去，把人疏散开来，很多现实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过去的一个月，对很多非京籍家长来说是无比煎熬的一个月，而迎来的结局并不美好。因为北京提高了外地儿童“幼升小”的门槛，他们现在大概只有四种选择：一是让孩子回老家当留守儿童;二是让孩子进没有学籍的民办小学;三是让孩子辍学;四是举家离开工作生活了多年的北京。

每一种选择都令人难以接受，而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每一天，都有很多外地人从北京郊区赶往市中心上班，今年，一些郊县要求他们必须具有租住区域的劳动合同和社保记录，单此一条，便把很多外地人挡在了门外。这些外地人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便只能在难以接受的选项中选其一。

这样做并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抛开保障流动儿童教育权利是政府基本职责不谈，即便从现实出发，教育资源有限或财政压力这样的说法都很难成立。两个数据：据北京市教育部门的统计，1996年北京有小学2780所，2012年只剩下1081所，撤并了一半以上;最近有学者以上海为例做过统计，从现收现付的角度看，2012年外地人给财政至少贡献了200亿元养老保险金，而其子女享受的教育经费不到112亿元——北京的情况相差不大，可堪参照。总之，只要想解决，总能有办法。

于是，几乎所有人都想到了“控制人口”，这也是北京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对大城市人口膨胀感到担忧，几乎是中国人的全民共识。这一方面来自对“城市病”的现实体验，另一方面则是长期以来养成的集体意识，总觉得人太多太密集是一个重大问题。相应的，则把控制人口视作灵丹妙药，似乎一旦把人口减下去，把人疏散开来，很多现实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于是，对大城市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成了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讽刺的是，即便外地人中也会有人认同。但这种对超大城市的恐惧，真的有必要吗?

众所周知，城市的优势便在于人群聚集产生的规模效应。有人会说这也要有限度，太大就不好了。那么，怎样才算太大?即便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仍然体现了极大的优越性。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显示：中国的超大城市能耗只比小城镇高出6.5%，效能却高出23%。而根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的研究，北京的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与河北、山东和河南比，北京的平均工资是这三个省份的两倍以上;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看，北京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可容纳3000万人以上。

既然体现了优越性，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抱怨?这份发改委的研究报告中认为，所谓的“城市病”，其实是相对富裕阶层把中国与发达国家攀比得出的结论，“城市精英阶层要求北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到发达国家水平，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则放大了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矛盾。”说白了，这不过是精英的烦恼，由于精英拥有话语权和左右政策的能力，结果便导致“其他国家的‘城市病’针对的基本上是如何解决集聚在城市的贫困人口的就业和生活条件改善问题……可是我们的政策出发点，始终停留在如何减少人口和控制人口进入”。

而在普通人眼里，超大城市毫不可怕。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中国人哪怕没有户口，不能平等享受当地福利保障，哪怕孩子在当地没有上学和高考权利，也要到超大城市去。看看以下这些城市外来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占比，就会知道这一波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运动有多么惊心动魄：东莞77.6%、深圳71.6%、厦门51.4%、上海40%、苏州38%、北京37.3%、广州35.95%……几千万人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选择和判断，已经充分证实了对大城市的恐惧并无必要。

一个城市的规模究竟多大才算合适?答案呼之欲出：这将取决于人的自由流动。城镇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的惟一指向就是尊重和承认个体自由迁徙的权利。你自己不愿意去的城镇，不能强行把别人赶过去;你自己愿意呆的城市，也要允许别人不分贫富贵贱自由进来!我们不能把一个城市像盆景一样经营，集中施肥并把杂草锄掉，因为人不是杂草。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太多有效的措施阻止人的自由流动，除非恢复以往的严格城乡二元体制。而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样一种场景。

城市规模大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强行控制城市的规模则一定是一件坏事。大城市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大城市的“密集恐惧症”。唯有尊重人的权利，顺其自然地面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儿童的未来才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