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半个多世纪后，二战时被掳赴日劳工的名录在中国首现。围绕着这份名录的争夺与态度，

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惊天秘密浮出水面

“失踪”半个多世纪后，一套神秘档案终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现身。

它包括120袋、405份档案，分装在上百个牛皮纸袋里，数十年过后，纸张破旧泛黄，字迹逐渐褪色。

“它是通过驻日大使馆，经由特殊渠道带回国的，之所以这样，是担心日方发现并扣下。”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面露难色。“特殊渠道”只能意会，不能明说。

34282个名字写在上面。80年前，它们是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生龙活虎的中国青壮年男人。

这份编制于1964年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被称为中国被掳往日本的劳工“生死簿”，名单编制时，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还活着。而现在，名单上的人仅仅有少数还活 着。

2014年2月，部分劳工和劳工遗属向北京市一中院递交起诉状，状告曾经奴役过他们的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要求公开谢罪赔偿。

名单，是他们控诉日本罪行的重要证据。不只是编号，还是人

“张纯，山东省武城县方庄;

杨铁锤，河北省曲阳县北大岳;

李丑儿，河北省定县西南佐村;

杨印山，河北省定县西南佐村……”

“看，这是我!”88岁的杨印山突然孩子般咧开嘴笑了，用黢黑的指尖死死点住自己的名字，在与之并排的数个名字旁，用蓝色圆珠笔打勾或画圈。

“这个死了……这个也死了……”杨印山兀自喃喃。老人停顿了一会儿，垂下头去，继续佝偻着背，斜靠在椅子上，树皮一样皲裂的手小心翻动纸页，间或发呆。

这是一本名为《中国人强制连行·强制劳动》的日文书，里面有部分劳工的名单。

2014年4月中旬，河北定州西南佐村。村里一片死寂，一条黄狗懒洋洋地趴在院口。

“放在枕头边，每天都得翻一遍。”儿子杨福庄解释。

杨印山最开心的就是从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意味着他不再只是一个编号。

1944年元月，杨印山18岁。沦陷的华北平原，日本兵时常出没。

“日本兵不但杀人，还抓人。”村民们口口相传。杨印山怕被抓，偷偷挖好了地道。

挖好地道的第二天一大早，村子被治安军和警备队包围了。

“我刚起床，正在家待着。他们把村民们喊到一起开会，说是要500张荞麦饼，不然就抓人。我们凑了500张饼给他们，结果他们还是开始抓人了。”杨印山眯着眼，往事像飞虫一样在他脑子里进进出出，嗡嗡作响，“有人跑了，有人躲进地道，我没来得及躲。那一天，日本人从我们村带走13个人，有5个是别的村过来避难的。”

杨印山从此成为一个编号，和被强掳的数万中国劳工一起，远赴日本，受尽劳役屈辱，成为了日本内阁1942年《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的牺牲品。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当时是商工大臣，是他在内阁会议上，具体制订了向各重工业生产部门“分发中国劳工”的相关政策。而在中国占领区的日军则立即开展了“猎兔行动”——包围村庄，专门抓青壮年男性。一份当年留存的资料记载，向日本提供劳工的契约书中规定，每输送一名劳工，付给提供劳工者275日元，也就是说军队去抓，有钱赚，抓到的人分配给企业，企业更有钱可赚。

被抓的数万劳工，被分配到遍及日本的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它们急需劳动力从事煤炭、矿山、铁路公路修建等工作。

编号68号的杨印山，被分配到大府飞机场拉排子车。 “火速烧掉!”

杨印山活到了日本的战败。

“我们以后是朋友了”，1945年8月15日以后，日本寮长(即“宿舍管理人员”)态度变了，他拍拍中国劳工的肩膀，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但很多同行的劳工却死在了日本。1945年，杨印山捧着两个老乡的骨灰盒，和11名活着的劳工回到了家乡。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抓后，母亲日哭夜哭，把自己哭死了。

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被抓到日本服劳役?有多少人被折磨死去?这是一个涉及多大范围、多严重的战争犯罪?对于这样的罪行，如何进行清算、审判?

中国没有正式严谨的统计，美国也没有。作为清算战争损害的必要程序，战胜国中国和美国要求日本收集强掳劳工资料——一份完整的名单。

“蒋委员长已经向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提出委托，要求对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战俘和其他被扣留人员的状况进行调查。”9月20日，日本驻中国公使再次向日本外务省发报催促。

联合国驻军司令部也下达指示：“要将(劳工)各人的户口所在地以及以前从事的职业(包括去日本之前的职业)等材料备齐，以便在他们上陆时能够立即向中国方面提出足够的必要材料。”

1945年10月开始，日本外务省责成管理局二部二科承办劳工调查工作。同时将劳工们分批送回中国。

杨印山们的日本经历，开始为他们在国内的亲人们所知。杨印山等劳工被抓后，先是被搁置在石家庄、济南等地的集中营，经过一系列酷刑后，再被转往日本。

一份来自集中营的资料详细记录了劳工们每天的日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十五分进行日朝礼仪，包括升太阳旗，对日本宫城遥拜等;五点开始工作;晚上七点三十分在结束工作后，还要降旗并朗读誓条。誓条同样被记录下来，如“我们要日华亲善完成大东亚战争”“我们要锻炼身心努力增加大生产”等。

杨印山记得，那段时间，平均每天死二三十人，两辆排子车每天过来拉两三次死尸。

而在日本，劳工们住着鸡笼般的宿舍——四五十个人住一栋房子，每栋中间是通道，两边是上下层的木板床，铺着一寸厚的草垫子。吃的则是令人作呕的鱼骨面——把鱼骨头烧化后磨成粉，和面混在一起，腥臭难闻。吃过之后，肛门处一个劲往外生蛆。

辗转过几个作业场的杨印山根本想不起自己究竟在为哪个企业干活。他只记得在日本的几乎每一天，都要推轱辘马，两公里的路，一天下来要推四五十次。身上的麻袋片破了，就赤裸着。

据统计，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平均5个人中就有1人被夺去了生命。

1946年1月下旬，日本外务省让135个事业场尽快写出调查报告。一个月后，汇总的报告书记载了中国人被送来的时间、工种、姓名、年龄、籍贯、死亡原因、生活待遇和管制措施等。3月，日本“东亚研究所”16个研究员去各事业场实地调查，写成《备忘录》。外务省最终将这两份资料汇编成《外务省报告书》，共5册。

这一份报告书被标为“绝密”。

参与编写报告书的平井庄壹记得，他在做完这一工作后便辞职了，外务省下达指令：绝对不能向外讲报告书的事，他也从来没敢对外讲过。

报告书写成后，原本态度强硬的战胜国美国和国民政府将这事丢在了脑后。

“盟军最高司令部向美国政府打了报告，提出如果再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对日本经济复苏不利，最好尽快结束这一工作。” 当年的盟军司令部调查官威廉·辛普森数十年后回忆，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一意见。此刻美苏冷战伊始，美国急切想拉拢日本大企业参与全球冷 战。

于是，日本迅速“拥抱战败”，美国轻易化敌为友，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暇分身。4万华工名单无人提及。

1951年9月，美国召集48个战胜国与日本在旧金山签订条约，免除日本赔偿责任，大陆和台湾均未参会。但之后的日台谈判中，蒋介石迫于美方压力，最终签订合约，放弃赔偿。依然无人提及那份4万华工名单。

眼看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未被提及强掳劳工的罪行，日本政府密令外务省：火速烧掉资料!

“报告书后来被全部烧掉了”，“作为战争犯罪问题的资料被使用的话，岂不是给很多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吗?”1960年5月3日的国会答辩中，日本方面如是解释。

作为战败国日本在战后烧毁了大量档案，这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事实，4万名劳工名单，也在这罪证大销毁中化为灰烬。拼出的真相

随着名单销毁的，还有历史的记忆。

战争结束后半个世纪，1994年6月22日参议院外务委员会的答辩中，外务大臣柿泽弘治第一次承认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他在用词上尽量为日本打折扣：“不能否定半强制的事实，许多中国人在半强制的形势下来到我国，被要求从事严酷的劳工。对加于其身的苦难，真是很遗憾。”

而这迟来的“遗憾”，是劳工们经过十多年的诉讼得来的。

1987年，在日本律师、在日华侨的资助下，花冈暴动的领导人耿淳和部分劳工，将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道歉和赔偿。

花冈事件是被掳劳工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1945年6月30日深夜，鹿岛建设公司的700多名中国劳工，不堪被虐杀辱骂，决定发动暴动，他们打死监工，集体逃亡。但暴动很快失败，他们被日本军警用绳索捆绑、推搡着，押进广场。入夜，大雨倾盆，被捆绑着的中国人像被割过的苞米杆一样，挨个倒下。最终的数字记录，被强掳至花冈的979名劳工，419人命丧东瀛。

诉讼需要证据，帮助花冈诉讼的日本华侨林伯耀突然想起，有一份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名单，他在东京华侨总会见过：几个大纸皮箱子，装满了账本一样的东西。手写的字迹，泛黄的纸张。

“我当时还没有关注劳工问题，所以没有对这份名单特别关注。”

东京华侨总会成立于1946年，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长期以来致力于中日友好。林伯耀找到东京华侨总会希望用这份名单作为诉讼证据，但得到的答复是：名单已经不在了。

这份曾经被日本外务省标为“绝密”文件并已经销毁的名单为什么会出现在东京华侨总会?为什么当劳工诉讼需要的时候，这份名单会再次失踪?难道这样重要的历史档案真的已经从世间神秘消失了吗?

林伯耀不知道，在中日关系波谲云诡中，名单也被蒙上了许多风尘，其中的许多奥秘远不是他能把握的。

当历史的脚步走过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时，许多历史过往被有意无意地选择性遗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不会仅仅依靠外力(日本赔款)进行经济建设”;“因为日本人民也同我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所以，如果提出赔偿要求，就等于是让同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支付赔款。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不行的”，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解释说。

4万华工名单从此无人提及。而“九死一生”回到祖国的部分劳工们此时正承受着又一次“革命”。

从1957年“反右”再到之后的“文革”，不少劳工被当成了特务、叛徒。有人质问，“你说你九死一生，那为什么别人死了，你还活着?说!你是不是叛国了!”

但是，不知中国国情的林伯耀还是想要那份名单。

林伯耀决定自己“拼凑”这份4万人的秘密名单。他和日本学者田中宏、律师新美隆(已故)、内田雅敏等人组成了“强掳中国人思考会”，他们派人到美国档案馆，先是找到了外务省当年参加调查的16个人的名单。